朱文杰:西情处与青年路
编者按:作为中央特科陈昌的孩子,又是军挎记者,我特别喜欢情报战线的文稿。昨天,我看到朱文杰大哥的《西情处与青年路》感觉非常好,特此在我负责的平台上转发,共同弘扬无名英雄们!陈龙狮
西情处与青年路
朱文杰
止园饭店西北角
一、“止园”后院的红色电台
青年路也是西安隐蔽战线上西情处活动的热点中心之一。让你想不到,或难以想像的是,抗日战争时40年代初,中共西安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竟然把一个与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架设到杨虎城公馆“止园”后院。这时杨虎城早已被逼出国考察,止园驻的是国民党保安司令部,这可是打入了敌人的心脏,魔窟呀!这也应了一句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1938年10月左右,中共地下革命工作交通员,被称为西情处最早创办人之一秦治安,代号“秦二哥”。原寄居同乡李文卿先生家里,后来李文卿家院子被日本飞机的炮弹所炸,造成秦治安无处安身。于是,经李文卿、刘华亭等友人帮助,他就住进杨虎城公馆“止园”后院洗澡间的小房,也就是说秦治安大约是1939年已经居住在西安“止园”后院了。
李文卿,三原人,曾在陕西陆军小学堂就学,又入湖北陆军中学堂,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后出任胡景翼部的参谋长。1920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 1930年后李先后任杨虎成部团长、军参谋长、少将参议等职。刘华亭,字涤非,黄埔六期生,第一总队骑兵队骑兵第一连,陕西长安人。
据有关资料说这是经过刘华亭请求原杨虎城公馆的保卫队长白志俊的同意暂住在保安司令部即西安“止园”后院的。后来,白志俊还把药王洞高阳里22号住房的东偏院两间破房,约九平方米,给秦治安居住。
杨虎城将军离开了西安以后,“止园”这座院子就被西北行营主任熊斌霸占了。可是熊只住了前院,后院依然空着,后院是一片大花园。这才让秦治安有了住进“止园”后院洗澡间的小房的机会。
到了1940年10月,“西安八办”要求西安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在“西安八办驻地之外的西安某个地方,另设一个秘台与延安通报”。并提供了一部电台和一位报务员。
而最后选择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驻地止园架设这个秘密电台?这可是危险万分的选择,虽然有秦治安“秦二哥”住在止园后院的有利条件,但当时谁敢下决心选择在这个国民党特务窝子,环境条件特别恶劣地方呀!无疑像是吃了豹子胆。这就牵扯到王志廉了。
王志廉,生于1910年,中共西安地下革命工作负责人,代号“麻子”。他是最具备担当这个责任的最佳人选。安排这个电台的条件,即:具体到地下情报交通联络、保护电台、后勤保障的以及外部社会关系协调等。王志廉通过自己的关系,即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戴桂茂的关系,给原杨虎城保卫队长白志俊打招呼,要寻找到一个安全的“保护伞”。
这个红色电台建立,是经王志廉打通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经济和参谋长戴桂茂这条上层关系,将秦治安打入国民党机关内部,也就是利用秦治安居住在西安“止园”后院,开展红色电台工作。
因为在1939年元月的时候,徐经济就是当时陕西省保安处长(当时未建立省保安司令部,实际履行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职责),王志廉与徐经济的关系,这就要说到1939年王志廉已经按照“西安八办”的部署,参加了“西北抗日游击干训班”(后改为黄浦军校第七分校)的培训,而徐经济也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教官,“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1941年7月,当时熊斌作为西北行营主任,还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在8月又兼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原陕西省保安处长徐经济被任命为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实际权力掌握在徐经济手中。
再加上王志廉曾经是杨虎城公馆的车队队长和国民党孔从周部队的炮兵团的车队队长,以及与国民党方方面面的都有关系,作为一个与官方有关系的商人,多方协调,成功的建立了这部红色电台。
架设电台的外部条件已基本形成,但遵照保密工作的要求,又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所托的这些在敌人内部担任要职的人。可以说:王志廉将情报的保密工作提高到最高级别。如不是任务执行者,上级下达的任务仍对其他人员保密,以缩小知情人范围。电台架设的过程,这就需要智慧和胆略。这样在1941年1月开始,秦治安、王志廉以及有关人员联手将这个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架设的电台开始运行起来。
“止园”后院是一片大花园,当中一座独立的西式平房。就被选定作为秘密电台台址,晚上在房子里面通报,白天就把电台拆下来,藏在后面的一个花窖里。窖里原有个冬天用以生火的炉灶,我们把收发报机塞进炉膛里,上面用碎柴杂物一遮,只要不仔细搜查,谁也看不出来。这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会把秘密电台架设在这里。
王志廉同志
王志廉实际就是一位隐身的无冕红色电台台长,从电台建立、联络、保护和提供所需资金保障、发展壮大组织实力和向工作人员布置任务,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周旋等,关心照顾情报人员的家庭生活,调解同志之间内部的纠纷等。王志廉都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因为他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大家以他为核心工作着。
但接着情况发生变化,由于熊斌先占西安“止园”前院,又于1941年9月占了后院,使在保安司令部架设使用电台的条件恶化了。我情报站设立的电台,不得不在1941年9月,撤离省保安司令部即西安“止园”。随后他们在1942年3月到1943年4月,十三个月时间,把电台又秘密架设在西安市国民党的警察局消防队里,地址在西安市西华门西北角附近。后由于外部环境条件再一步恶化。运用自己的电台在国民党特务地毯式巡侦情况下,进行收发报工作越来越难以为继。
这时,我们能利用国民党电台,安排我们的人员,完成向延安发报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完成这一计划还是少不了通过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的关系。
雷光斗同志
王志廉就把自己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的员工,也是当年“渭华起义”的革命战友,曾经“拜把子”兄弟,雷光斗安排到国民党保安司令部通讯处电台做报务员工作。经过争取雷光斗成为我们通往延安革命圣地的收发员。很快为我情报站开始传递情报,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了安全快捷有效的将重要情报发往延安,1943年经王志廉不懈努力,积极活动使雷光斗荣升为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电台台长。虽然以后,国民党的通讯处电台调防于咸阳、大荔、宝鸡,但隶属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的关系始终没有断。国民党的有关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的发往延安。
府学巷20号就是王志廉的家,我在《府学巷》一文中写到了府学巷20号,这个西安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的重要据点。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也在这个院子住过,还有担任西情处重要联络站莲湖公园“奇园茶社”经理的梅永和,再有打入敌人心脏当上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电台台长雷光斗。都在这个院子住过工作过。实际上起到了中共西安情报指挥中心的重大作用。
府学巷20号这个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坚持十二年,一直没有暴露,从1937年到1949年,堪称西安隐蔽战线上的奇迹,终于,迎来了西安解放。
早期在王志廉的府学巷20号秘密据点干事的梅永和、李儒伯与雷光斗以及王志廉四人都是共同换过帖子的“四兄弟”,都是渭华暴动时期的老战友。但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敌特围绕的危险环境中,王志廉的患难战友“四兄弟”中先后两位被敌人逮捕,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位是李儒伯,1939年英勇牺牲;一位是梅永和1949年英勇牺牲。两位烈士,在敌人酷刑用尽,百般折磨下,都能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而英勇牺牲。再有王志廉的前妻和战友王玉珍,也在1941年被敌人逮捕后英勇就义。
我想他们中如果任何一位变节投敌,那府学巷20号这处秘密据点就会暴露。因之创造“坚持十二年,一直没有暴露”这个奇迹,是用生命换来的。而后在“止园”后院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内建立秘密电台,以及“四兄弟”之一的雷光斗,打入敌人内部并成为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电台台长,把敌人电台变为红色电台的奇迹同样不会发生。
这让我进一步明白,西安的隐蔽战线上西情处所领导的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和秘密红色电台,不断创造着奇迹,而使连接延安的红色电波永远没有消逝。
而据王志廉的女儿王希红所写回忆父亲文章《一位红色情报员十二年》发表于《红岩春秋》2021年第10期杂志,文中说:“有三位战友是为保护父亲的安全而壮烈牺牲,他(她)们是李儒伯、王玉珍、梅永和,至今不为人所知,因为相关部门没有追认他(她)们三位为革命烈士。”
关于这三位没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确实让人深感遗憾。既使己过去七八十年,是否也应该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还原历史真实。而今天我们真正不能忘记的是,这一批为了新中国而奉献出生命的革命英烈,让他们的光辉事迹传颂后人,传扬万代。
屈伸同志
二、中共军事情报员屈伸少将
西安市青年路陈家巷(青年三巷)住过一位西安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少将军官屈伸。屈伸,生于1911年,实际身份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军事情报员,代号“老九”。
冯玉亭写的《西安隐蔽战线上的三位“隐身者”》一文提到了屈伸。另外两位就是前一节中说到的秦治安、王志廉。这三位“隐身者”,在当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西安城组成了一个顽强而战斗力超强的隐蔽战线小组,他们不断创造奇迹,为中国的情报工作默默无闻的在奋斗着。
他们中的屈伸,抗战时期是参加过台儿庄保卫战的亲历者,屈伸并同1947年国民党军统破获的中共著名的王石坚地下情报系统的“北平谍案”,又称“北平共谍案”的五烈士中的丁行烈士(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和谢士炎烈士(国民党陆军少将作战处长)有同事之谊。二位烈士是屈伸最要好的朋友,屈伸在丁行和谢士炎二位烈士壮烈牺牲后,1948年回到陕西,立即就参加了中共地下情报工作,屈伸和秦治安是小学同学,他成了秦治安直接联系的单线情报员。
屈伸(1911—1981),字宜之, 陕西省三原县人。国民革命军少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期学员。历任参谋,营长,团长,三十一师参谋主任,师代参谋长,三十军参谋处长,第五、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参加了娘子关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枣宜会战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先被打成右派,后在“文革”中他又受到不小的冲击,直到1979年3月,屈伸才得到中共组织部门的平反,恢复公职,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1981年10月22日,70岁时病逝于西安。
屈伸是个苦出身,自幼父母双亡,他是在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帮助下入陕西省立师范读书,不久又进入杨虎城将军所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受训,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教官中就有一位陕西共产党党史著名人物魏野畴,可以说屈伸早年就受到过共产主义信念教育的。1926年,年仅15岁的屈伸被派到原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第二十六路军当学兵,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屈伸在世时,曾不止一次的说,一生中最使他引以为豪和难忘的就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亲身参加了抗击日寇的台儿庄保卫战。他晚年夜以继日抱病撰写《台儿庄亲历纪实》史料,为后人研究那一段历史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台儿庄大战打响时,屈伸时任第2集团军第30军第31师上校参谋处主任。战斗中,官兵们抱着宁死不失一寸阵地的报国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祖国的领土、民族的尊严。
屈伸的女儿屈令婉补充说:“在台儿庄大战中他是守城的池峰城所任三十一师的师参谋主任兼参谋长之职(师参谋长缺位),所以他才最有资格写出台儿庄大战亲历记。”
就在屈伸去世多年后,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在耿泽山先生所著的《台儿庄保卫战亲历纪实》一书中,生动的记述了“无名英雄屈伸”,说他“是一个坚定、乐观、忠贞爱国的年轻军人”。以上这些,就是对屈伸刚直正义性格的最好体现。
秦治安(1903—1977),陕西三原县西关人,与屈伸同为乡里近邻,小学同学。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学习,为该校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受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老一辈革命家影响,逐步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1925年正式进入上海大学学习。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集中众多共产党员,成为中共早期在上海一个重要活动据点,一批国共两党领导人和革命骨干曾任职、任教、就学于此,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南洋、日本、越南、朝鲜等地,时有“武有黄埔(军校),文有上(海)大(学)”之称。
1925年秦治安在上海大学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五卅爱国运动”,在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潮中,他深入工人之中,鼓动罢工示威游行,虽被巡捕房追捕,仍坚持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以后,他由公开工作转入地下工作,秦治安机智的利用同乡关系,阴藏在国民党伪审计部就职。
由于秦治安在上海期间,为我党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地下革命斗争经验。他于抗战时期从上海回到陕西,与三原县著名共产党员周芝轩接上组织关系,开始在陕西西安地区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与西安地区民主进步人士多有联系,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贡献。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交战,解放战争中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秦治安积极为党选择可靠优秀人员,严加审核和训练,秘密组织隐蔽战线情报侦察队伍。而吸收屈伸少将作为我党地下情报人员,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可以说屈伸是我党西安地下情报工作的一名特级军事情报员。
据屈伸在《我所知道秦治安同志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回忆:“一天治安突然来访,不意相别二十余年,对和丁行的关系和我的政治倾向,他略有所闻,经过多次亲切的交谈,他问我今后作何打算,希望我作些与人民有益的工作,我坚决要求介绍我去陕北解放区,那次谈的很久,情绪很激动,他要我冷静考虑,昱晚再谈!
第二天晚见面,他说了干革命在那里都一样,要服从工作的需要,说我干的差事极关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胡匪的军事行动,必定你们先知道,如及时把消息通知,对人民解放事业就有很大贡献,希望我认真考虑。
后来十分郑重告诉我,搞这一工作,一要严守机密,虽至亲后友,也不能泄漏。二要做好反动的本职工作,在言论上要坚决表明反共立场,以免招来不必要的猜疑,三要披绝不必要的交游,不管是那一方面的朋友,四只和他牵线连系,任何人也不会找我,我也不要和任何人泄露和他的关系。说这些都是经过血的教训得来的经验。要我千万提高警惕,又说我们是中共直接领导的西安地下支部,不与地方组织发生任何横的关系——后来说是属中央社会部。但他直到解放始终没有向我说过。“西安情报处”这个组织名称。又给我一个代号叫“老九”,取9字上屈下伸之意。除他外,任何人也不会知道老九究竟是谁,更不知道我的具体职务和住址。
我和治安搭上关系后,即陆续把有关敌人的情报,随即依照我的约定告诉他,都限于口述,而只约定不要片纸只字的书面东西,以免留有痕迹。”
屈伸居住地青年路陈家巷与秦治安的居住地药王洞高阳里距离不远。而且都处于西安城北门里的西北角。二人开始交换情报就在秦治安家或屈伸家。经过一段时间情报工作的交流,他们发现二人来往太过频繁,容易引起敌特人员的怀疑,危险程度较大。为了传递情报即安全又方便,有必要建立一个公开的可以“单线”联系的地方。这时,秦治安就有意在青年路开设一家小文具店,秦治安经过与王志廉沟通,由王志廉提供后勤保障,据说当时屈伸将军也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这样一个距离屈伸家不是很远的小文具店就开张了。情报传递就方便了许多,此地点经过严密的考证,大约就是现在的青年路东段,从北大街走进青年路大约200来米路南的地方。这个小文具店就成了他们二人交流情报专门设立的联络点。
在屈伸向秦治安提供的大量情报中,最重要的是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关键时刻,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关键决胜阶段,关系宜川“瓦子街战役”取得全歼刘堪国民党整二十九军的军事情报。这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发生的激烈情报战中,充分体现了屈伸、秦治安、王志廉和雷光斗他们这些情报人员是否能够及时给延安传递情报的及时有效的关键点上。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正是由于屈伸担任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办公室主任,所处地位有具备获取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等绝密重要军事情报先决条件。接着又能够及时有效的通过传递,将这些情报,通过电台发往延安。
具体情况据屈伸回忆:1948年初,解放军围攻宜川时,守城送电告急,我从补给区司令吉玉铭口中得悉,胡宗南秘令刘堪整二十九军全力奔袭驰援,企图里应外合,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此举胡匪保守绝密,不用文电,由高级幕僚亲自传达执行。我即速转告秦治安,据治安说这一情报得到上级的高度评价,因而才在瓦子街战役中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这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决定性的胜利。
但这些建有大功之人,却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并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尤其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隐蔽战线上的人,命运更是凄惨。王志廉就在西安解放初期,被定为:伪国民党“特务”“叛徒”及“历史反革命分子”,还被判刑八年,1985年6月20日才撤消原判,宣布无罪的,蒙冤长达35年。据王志廉的女儿王希红说:是习仲勋198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批示,排除障碍,并认定为重大历史冤案,才彻底平反的。屈伸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3月得到平反,恢复公职。秦治安的命运也很惨,据屈伸在 1980年9月5日所写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秦治安同志的一些情况》中说:“解放后,地下组织个别领导爱钱如命,揽功掠美,把地下一些为党作了工作的人一脚踢开,治安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不满,因而受到打击报复。又以个人代表组织,一笔抹掉他几十年的党籍。好行小恩小惠,解放后一次送治安十袋面和百元硬〔币〕元,治安拒不接受,个别领导人从此更加怀恨,便加他以长期有病,不愿工作踢到一边。”我的朋友于峰提供资料说“当时给秦治安安排是拟任房地局局长,但并末到位。”
秦治安因与个别整人领导,“羞齿为伍,嫉恶如仇”回家为民。在贫苦疾病中于70年代去世。1957年屈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怕为好友秦治安增添麻烦,逐与之斩断关系。屈伸回忆中还说:“后始悉他(秦治安)在断绝工资来源之后,生活很苦,仅赖子女月给12元,勉强维持,而治安即不愿累人,更不愿求人,病亦拒绝治疗,也没钱治疗,最后竟绝食而死,身后极为凄凉。”
在我写篇文章中,我真感慨自己的孤陋寡闻,见识有限。我一不知青年路止园这所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所在的地方,竟被西情处建成了秘密的通向延安的红色电台。二不知解放战争初期宜川“瓦子街战役”取得全歼刘堪国民党整二十九军的军事情报,是家住青年路陈家巷的屈伸将军所获取的,是西安隐蔽战线三位“隐身人”屈伸、秦治安、王志廉通过电台发往延安,合立创造的。三不知这些为了新中国而建立功勋的人,却个个却命途多舛。
我深感我不知道的西安,隐藏的有意义,有趣味故事太多了,那是不可能挖掘完的,惟有感叹历史的变幻无穷和深不可测啦。
2022年1月20日至2月10日第一稿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城墙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西安饮食股份公司首席文化顾问。
曾任《陕西百年文艺经典.诗歌卷》主编、《太白诗丛》主编、《诗书画文丛》主编、《大地文化丛书》主编、《西安城墙(文化卷)》主编、《中国名家书画文库》主编。《情系黄土地~陕西知青老照片》主编、《集邮年华》主编、《集邮情怀》主编、《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主编,还担任《名人眼中的碑林》《十说碑林》《名人看未央》《名人话未央》特邀编审。
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2019年《记忆老西安》(第一卷上下册),2020年《记忆老西安》(第二卷上下册),2021年《记忆老西安》(第三卷上下册);2021年《长安吉祥说》(四册)。
消息来源:澳门法治报
责任编辑:陈龙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