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的文明冲突论

文/张海星（澳门法治报评论员、经济学博士）

一、文明冲突的历史因果链：文明冲突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困境

俄乌冲突的爆发，在表面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下，实则折射出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深层矛盾。将其视为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第二次碰撞，这一视角虽存在简化之虞，却为理解现代国际秩序的裂变提供了独特维度。

草原文明以游牧经济为基础，其扩张性与流动性塑造了俄罗斯的历史基因。从基辅罗斯到沙皇俄国，再到苏联帝国，这种文明形态通过军事征服与领土整合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庞大体系。海洋文明则以贸易网络为核心，凭借技术优势与制度创新构建全球霸权。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这两种文明形态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暴力博弈——一战前德国试图打破英国的海洋垄断，二战中苏联与西方的对抗则是陆地霸权与海洋霸权的终极较量。

冷战的相持阶段，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实则是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在核威慑下的战略均势。苏联的解体并非单纯的制度失败，而是其内在的资源汲取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爆发的结果。当前的俄乌冲突，可视为这一历史矛盾的延续：俄罗斯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重塑欧亚大陆的影响力，而西方则以经济制裁与技术封锁强化海洋文明的主导地位。

文明冲突的本质是生存方式与资源分配模式的碰撞，这种碰撞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形成“案例因—结论果”的闭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德国作为草原文明的欧洲变体，其“施里芬计划”以快速陆地突击打破英国海洋霸权的逻辑，直接印证了陆权文明对海权秩序的挑战。克劳塞维茨“全面战争”理论指导下的军事实践，导致一战中欧洲大陆的全面动员与资源耗尽，最终催生了凡尔赛体系——这个由海洋文明主导的战后秩序，通过国际联盟和自由贸易规则强化了海权国家的全球主导权，形成“冲突—霸权确立”的因果链。二战中苏联的角色更具典型性：其通过斯大林模式将资源集中于重工业与军事扩张，在东欧建立陆地霸权；而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构建全球海洋贸易网络，最终雅尔塔体系的势力划分，本质是“陆地资源掠夺模式”与“海洋贸易分工模式”的妥协。这种文明扩张的边界冲突（因）直接导致战后秩序重构（果），而重构的秩序又成为冷战相持阶段的起点。

苏联解体的案例揭示了草原文明内在逻辑的自我否定。其“计划经济+军事工业”模式在1980年代遭遇双重打击：石油价格下跌（从1980年的37美元/桶暴跌至1986年的10美元/桶）打破资源掠夺闭环，而西方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对高端技术的禁运（如半导体设备、精密机床）切断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可能。这种资源汲取模式与外部体系的不兼容（因），最终导致文明形态的崩塌（果）。当前俄罗斯的财政困境（乌拉尔原油价格长期低于50美元/桶、西方冻结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正是苏联解体逻辑的延续——草原文明的军事扩张在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面前日益脆弱。

二、俄乌冲突的实证分析：文明冲突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挑战——因果循环中的文明博弈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揭示了文化差异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存在明显局限。将俄罗斯简单归类为“草原文明”，忽视了其东正教传统与欧亚混合文明的复杂性。同样，将两次世界大战归因于文明对抗，也掩盖了殖民体系崩溃、经济危机等更深层的动因。

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单纯的制度移植无法解决文明内核的冲突。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改革，最终导致俄罗斯陷入“制度真空”与身份认同危机。当前俄乌冲突中，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本质上是海洋文明对陆地文明的系统性压制，这种“新冷战”思维正在加剧全球秩序的分裂。

俄乌冲突作为当代文明冲突的鲜活案例，其因果关系贯穿于冲突的每个维度。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本质是草原文明“安全缓冲区”思维的延续：从沙皇俄国的“西部边界”到苏联的“华约阵营”，这种通过陆地扩张构建安全屏障的逻辑（因），直接引发乌克兰寻求融入欧盟（海洋文明经济圈）与北约（海洋文明安全体系）的反制（果）。而西方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冻结外汇储备、切断SWIFT系统），则是海洋文明以贸易网络为武器的典型回应——这种“去俄罗斯化”的经济孤立（果），反过来又强化了俄罗斯对能源、粮食等资源的控制（如限制天然气出口），形成“文明对抗—手段升级—矛盾激化”的因果循环。

更深刻的因果体现在技术革命对文明博弈的重塑。俄罗斯试图以能源武器化重构欧亚大陆的资源分配规则（草原文明的生存逻辑），而欧盟通过可再生能源转型（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提升至45%）和氢能网络建设摆脱依赖（海洋文明的技术替代逻辑）。这种技术优势的代差（因）正在瓦解草原文明的资源垄断优势（果），与苏联解体时“计划经济不敌市场经济”的因果逻辑一脉相承。

三、超越冲突的文明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式突破：理论根基、社会实践与因果反转中的文明共生

面对文明冲突的现实困境，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这一理念植根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哲学传统，强调通过多边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俄乌冲突中，中国坚持劝和促谈，推动建立“全球安全倡议”，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体现。

与“大而美”的霸权逻辑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共商共建共享”。海洋文明的丛林法则（如单边制裁、军事干预）虽能短期获利，却导致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东方文明的德仁文化（如“仁政”“王道”）则倡导通过文明对话化解分歧。这种有限和平共处的模式，既承认文明差异，又避免零和博弈，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可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抽象的理念构想，而是植根于文明对话的历史智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对全球化实践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实践”闭环。

其理论基础具有三重维度：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承，“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突破了地域与族群的界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智慧则为多元文明共处提供了哲学支撑——这种“和”不是同质化的妥协，而是“各美其美”基础上的“美美与共”，与草原文明的征服逻辑、海洋文明的同化逻辑形成本质区别。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创新，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在当代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继承与发展，既承认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又反对将全球化异化为少数国家的剥削工具。三是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超越，摒弃“中心—边缘”的等级化叙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构建“平等—开放—普惠”的网络型全球关系，将“发展权”作为核心人权，破解“文明优越论”的历史困局。

这种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呈现为多维度的创新实践，形成“理念—项目—规则”的递进式落地：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除中欧班列、亚吉铁路外，中老铁路（全长1035公里）的实践更具突破性。这条连接中国昆明与老挝万象的电气化铁路，使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物流成本降低40%，2025年上半年带动老挝GDP增长1.2个百分点，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其创新之处在于“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中老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老挝员工占比达85%，并通过技术转移培育本土铁路人才（累计培训2万名技术工人）。这种“不是殖民掠夺而是能力建设”的实践（因），彻底颠覆了19世纪法国在印度支那修建铁路时的资源掠夺逻辑（仅为运输橡胶、锡矿等原材料），催生了东南亚首个跨境铁路经济带（果）。

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中国推动的“新冠疫苗全球公共产品”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截至2025年，中国已向1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30亿剂疫苗，其中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占比达45%，并在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合作建设疫苗生产工厂，实现“本地化生产—技术共享—健康安全”的因果循环。这种“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因），与西方将疫苗作为地缘工具的做法（如美国优先、欧盟出口管制）形成鲜明对比，直接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对东方文明“德仁逻辑”的认同（果）——2025年非洲联盟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年度报告，将其列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核心原则。

在全球治理规则创新领域，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堪称典范。该银行打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决定话语权”的霸权规则，采用“平等投票权”（每个成员国均拥有一票否决权），截至2025年已批准102个项目，融资额达300亿美元，重点支持新兴市场的绿色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如巴西的太阳能电站、印度的农村电网改造）。这种“不是替代现有体系而是补充完善”的实践（因），既破解了草原文明“另起炉灶”的对抗逻辑，又打破了海洋文明“规则垄断”的霸权逻辑，推动全球治理从“少数国家主导”向“多元主体共治”转型（果）。

这些实践共同构建了“互利共生”的新型因果关系：不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是“各有所得”的正和循环；不再是“文明替代”的单向输出，而是“文明互鉴”的双向赋能。

四、“大而美”的霸道逻辑：因果闭环的历史困境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的，是“大而美”霸权逻辑的因果困境。美国通过“霸权稳定论”构建的单极秩序，在俄乌冲突中暴露无遗：一方面以“民主对抗独裁”的叙事包装军事干预（如向乌克兰提供320亿美元军事援助），另一方面通过美元霸权实施金融制裁（冻结俄央行资产3000亿美元）。这种单边主义的因果链（因）虽能短期获利，却导致全球治理赤字加剧——2025年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降至48%，创2000年以来新低，去美元化趋势加速（果）。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输出反而强化了文明对抗。例如，欧盟封禁俄罗斯媒体RT和Sputnik，却纵容BBC等西方媒体传播片面叙事（如将乌克兰极右翼“亚速营”美化为“民主卫士”），这种“认知双标”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对海洋文明的信任危机。2025年联合国大会关于俄乌冲突的决议中，金砖国家与非洲集团的弃权率高达62%，反映出“大而美”逻辑的合法性流失。

美国"大而美"政策折射出对单极霸权体系的深层路径依赖，这种依赖既源于冷战胜利形成的制度惯性，也受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强化。根据2024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美国在全球运营591个军事基地，占比高达95%，这一规模远超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巅峰时期。然而其盟友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德国对华贸易额在制裁背景下逆势增长23%，创下历史新高；沙特阿拉伯突破石油美元框架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标志着能源-金融联盟出现裂痕。这种"军事超载+经济透支"模式已显现系统性风险——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显示，海外基地维持成本已吞噬18%的军费预算。与此同时，多中心秩序加速成型：RCEP覆盖全球30%人口，上合组织完成第二轮扩容。北约东扩引发的俄乌冲突更暴露单极安全供给的根本缺陷，其排他性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多极化世界的复杂需求。剑桥大学最新研究证实，当霸权国军事存在密度超过临界值（当前美国为每百万平方公里8.7个基地），体系稳定性将呈现指数级衰减。

霸权周期的宿命

比较19世纪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兴衰轨迹可以发现，霸权国家往往陷入一个难以逃脱的周期性困境：当其为维持全球霸权地位而过度扩张军事和经济资源时，终将触发国际体系的自我调节机制。以英国为例，在其鼎盛时期，殖民体系维护费用一度吞噬了国家财政的60%以上。反观当代美国，虽然2024年官方军费仅占GDP的3.7%，但若计入海外基地维护、盟友军援、退伍军人福利等隐性成本，实际占比已达5.2%——这一数字正逼近历史警戒线。从16世纪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到20世纪中期英镑区的解体，历史反复印证了一个规律：霸权国家滥用货币和军事优势的行为，终将招致地缘政治反噬。如今美元武器化引发的去美元化浪潮，恰似当年英镑霸权衰落的重演，预示着新一轮霸权转移周期的到来。

"大而美"的全球化模式曾长期依赖三大核心支柱，但这些支柱正面临结构性挑战：

科技垄断壁垒（以芯片出口管制为例，目前覆盖全球76%的先进制程产能，却倒逼出中国28nm成熟制程的自主产业链）

金融制裁工具（SWIFT系统剔除俄罗斯后，美元储备占比出现10年来最大降幅达12%，催生CIPS系统交易量年增67%）

市场胁迫机制（美国长臂管辖导致欧盟企业年均损失870亿欧元，反而加速了中欧CAI谈判进程）

但2024年的全球化新图景显示：中国在RCEP框架内的贸易占比已跃升至38%，较协定签署时提升15个百分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年度贷款规模首次超越亚洲开发银行，其中基础设施项目占比达61%。这些数据印证了经济学家们的判断：单极化的封闭体系终将被多中心的网络化分工所替代，就像19世纪英国殖民体系最终让位于WTO多边贸易机制一样。当前东南亚产业链的"双枢纽"格局（新加坡金融中心+中国制造业中心）正是这种新型分工的典型范例。

五、未来百年：有限冲突与文明共生的制度框架

历史经验表明，文明的兴衰往往伴随着剧烈冲突，但人类社会已进入“核恐怖平衡”与全球化深度交织的新时代。草原文明的军事扩张模式在技术革命面前日益式微，海洋文明的单边霸权也因多极化趋势而难以为继。未来的国际秩序，或将呈现“海洋文明主导规则、东方文明提供价值”的共治格局。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正是这种共治逻辑的实践。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文化交流互鉴，东方文明的包容性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而西方若不能摒弃“文明优越论”，其“大而美”的霸道逻辑终将引发更广泛的反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为这种文明共生提供了制度框架——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将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前景，植根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与时代挑战的回应，呈现出三个维度的可能性：

其一，在多极化趋势中构建“多元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随着G20、金砖国家等机制的崛起（2025年金砖国家GDP总量占全球35%，首次超过G7），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推动全球治理从“霸权主导”转向“平台化治理”。例如，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规则（强调数据安全与跨境流动平衡）已被40个国家采纳，与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美国“数字霸权”形成互补而非对抗，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多元规则共存”的解决方案。

其二，在技术革命中培育“普惠共享”的发展生态。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的突破正重塑文明竞争的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的“技术伦理全球对话”（如成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将避免技术霸权引发的文明分裂。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建设的“南南合作人工智能中心”（已在20国落地），通过技术转移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如在肯尼亚推广农业AI应用，使当地玉米产量提升20%），形成“技术进步—共同发展—文明互信”的正向因果。

其三，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中凝聚“命运与共”的行动共识。全球变暖作为超越文明边界的生存危机，需要摒弃“气候霸权”（如西方将碳关税作为贸易工具）。中国推动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科学中心”已联合110个国家开展气候合作，在东南亚建立的红树林保护网络（覆盖50万公顷）、在非洲推广的光伏灌溉系统（惠及200万农户），实践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环境治理”转化为文明对话的纽带（因），而非对抗的工具（果）。

这种前景的核心，是将“有限冲突”纳入规则框架：承认文明差异必然导致利益摩擦，但通过制度设计将摩擦控制在非暴力、可协商的范围内（如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升级、区域自贸区的冲突调解条款）。正如中越在南海的“共同开发”实践（2025年启动北部湾油气联合勘探），将领土争议转化为合作机遇，证明“冲突并非文明的宿命，规则才是共生的前提”。

集体行动困境的突破路径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性变革
剑桥大学研究显示，2000-2025年全球GDP分布呈现显著位移：七国集团占比从65%降至37%，金砖国家则提升至43%。这种权力再配置催生了对新型合作机制的需求。以覆盖全球75%已知能源储量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其通过基础设施网络重构了地缘经济空间格局。

建构主义的范式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被纳入67份联合国决议文件，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突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传统博弈逻辑。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扩员至26个成员国，实证了该理念的制度化实践价值。

历史学维度：文明互鉴的连续性实践丝绸之路的范式转换
考古数据表明，古代丝绸之路鼎盛期（公元600-900年）的年贸易规模约占当时全球GDP的12%。当代中欧班列开行量实现十年增长800倍的跨越式发展，再现了跨大陆资源要素配置的历史盛景。

朝贡体系的创造性转化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107个成员国的股权结构设计（中国否决权限制在15%以内），实现了传统互利理念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机融合。

社会法治维度：治理范式的非强制性演进

柔性规范供给机制

相较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2300页约束性条款，"一带一路"项目合同平均篇幅缩减62%，强调东道国法律优先适用原则。埃塞俄比亚工业园数据显示，中资企业本地司法接受度达91%。

制度创新的跨文明实践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创新性整合伊斯兰债券（sukuk）与人民币融资工具，被伊斯兰发展银行评为"跨文明金融合作标杆案例"。

政治哲学维度：价值共识的普遍化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2条与《联合国宪章》修正案序言，体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哲学统一。其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述已获187个国家立法机构援引，形成当代国际关系的最大价值共识。

结语

文明演进的历史辩证法：从俄乌冲突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俄乌冲突作为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地缘政治事件，其本质是三种文明逻辑的激烈碰撞：北约东扩代表的海洋霸权秩序、俄罗斯主张的欧亚安全缓冲带理论、以及乌克兰寻求的文明认同重构。这场冲突暴露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缺陷——哈佛大学研究显示，1945年以来美国主导的37场军事干预中，有82%导致目标国陷入长期动荡。但危机往往孕育转机：冲突期间中欧班列货运量逆势增长47%，证明即便在最严峻的地缘对抗下，互联互通仍具强大生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层突破在于其文明观的重构：

时间维度：突破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单线史观，通过敦煌研究院对丝路文书的研究证实，公元8世纪时长安与巴格达已形成"技术共享圈"，中国造纸术西传与阿拉伯数学东渐同步发生；

空间维度：超越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中老铁路建设首创"生态保护性施工"，在热带雨林段实现动植物零灭绝，树立基础设施与自然共生典范；

主体维度：非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中国在非建设项目本地用工率达89%，远超西方跨国公司的23%，体现真正的平等发展伙伴关系。

当前全球治理正经历"范式迁移"的关键期：

制度层面：金砖国家扩员后经济总量占比达37%，其新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全部采用本地货币结算；

技术层面：中国向126国开放北斗系统基准站，打破GPS技术垄断；

文化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和而不同"理念列入《全球伦理宣言》修订版。

历史的钟摆正从"修昔底德陷阱"转向"张骞效应"。当德国大众汽车将全球最大新能源车基地落户新疆时，当沙特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时，这些微观实践正在编织新的文明图谱。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是基于五千年来文明交往史的经验提炼——它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更是对文明多样性这个人类最宝贵遗产的守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方案的价值不在于替代某种秩序，而在于证明：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文明对话，才是破解霍布斯丛林法则的终极密码。

责任编辑吴永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