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法制思想：文明转型中的制度突破与永恒启示
文/张海星（澳门法治报评论员、经济学博士）
【原文】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启示】这段《秦策·卫鞅亡魏入秦》中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商鞅充满传奇与悲壮色彩的人生轨迹。卫鞅在魏国不得重用，辗转来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启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变法。他推行法令雷厉风行，公平无私，即使太子犯法，也严惩其师，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短短一年，秦国社会风气大变，治安良好，军事力量强盛，令诸侯心生畏惧。秦孝公甚至在病重时，欲禅让王位给商鞅，足见对其信任。然而，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新君惠王在旧势力的挑唆下，将商鞅车裂。但商鞅虽死，其法未败，秦国沿着他铺设的道路继续走向强大。
一、亡魏入秦：战国裂变中的制度选择与文明转向
《秦策》中"卫鞅亡魏入秦"的记载，绝非简单的个人仕途转折，而是战国中后期"制度竞争"的关键节点。当其时，周室衰微，七雄并立，诸侯之争已从"争霸"转向"灭国"，背后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赛。魏国虽有李悝变法、吴起强兵，却仍未突破"贵族政治"的桎梏——卫鞅在魏不得重用，恰因魏国权力结构仍被公室、世卿把持，新兴变法力量难以扎根。
秦孝公"发愤强秦"的求贤令，本质是一场制度革命的邀约。秦国地处西陲，"与戎狄杂处"，既无中原诸国的礼乐传统束缚，也缺乏成熟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这为商鞅变法提供了"制度空白优势"。当孝公"以卫鞅为相，封之于商"，实质是将秦国变成了法家制度的"试验场"："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这不仅是执法原则的突破，更是对"刑不上大夫"的贵族法传统的彻底颠覆——太子犯法"黥劓其傅"，以极端方式宣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宣言，这种突破在同时期的古希腊（梭伦改革虽废债务奴隶制，却仍保留贵族特权）、古印度（种姓制度固化身份）文明中，均属罕见的制度勇气。
一年而"道不拾遗，兵革大强"，揭示了制度效能的核心逻辑：当法律从"贵族工具"变为"国家公器"，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与组织动员能力将产生质的飞跃。秦孝公欲传位于鞅而鞅"辞不受"，更印证其并非权力投机者，而是制度理想的践行者——他的目标是构建"法大于权"的治理体系，而非成为新的权力垄断者。这种对制度本身的忠诚，使其超越了同期各国的"术治"实践者，成为真正的"法治建构者"。
二、变法深改：从"制度碎片"到"体系重构"的文明突破
商鞅变法的本质，是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改造为"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其每一项改革都指向"国家能力建设"的核心命题，在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视角下，至今仍具启示。
（一）经济革新：产权革命与国家汲取能力的奠基
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绝非简单的土地分配调整，而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性的产权制度革命。从制度经济学看，明确的私有产权界定（允许土地买卖）降低了交易成本，激发了农民"深耕易耨"的生产积极性——这与诺思强调的"产权保护是经济增长核心"形成跨时空呼应。相较于同时期雅典的"土地国有+分配制"，商鞅的土地私有更能释放个体活力，使秦国粮食产量在十年间实现翻倍，为其"耕战"战略提供了物质基础。
"重农抑商"需置于战国"生存竞争"语境下审视：当各国以"灭国"为目标，粮食储备与人口数量直接决定国家存续，抑制商业（当时多为奢侈品贸易）实质是将资源优先配置于生产性领域的理性选择，类似战时经济的"资源集中原则"。而统一度量衡，则是国家标准化治理的开端——通过统一"尺、斗、权"，秦国实现了税收计量、商品交换的标准化，降低了跨区域交易成本，这与近代欧洲"度量衡统一"推动国内市场形成的逻辑完全一致，是中央集权国家整合经济空间的必由之路。
（二）政治军事变革：从"身份政治"到"绩效政治"的转型
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打破了"血缘决定身份"的贵族政治逻辑，建立了"军功决定地位"的绩效激励体系。从人类行为学看，这正是通过"正向激励"重塑个体行为：普通士卒只要斩敌首、立战功，即可"授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这种"可预期的回报"将士兵的战斗热情转化为可量化的军事效能——秦军由此从"被动服役"变为"主动求战"，这与现代组织行为学中的"目标-激励-绩效"模型高度契合。
推行县制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创新。将全国划分为三十一县，县令由国君直接任免，彻底取代了"分封制下领主自治"的模式，使秦国成为"政令直达郡县"的科层制国家。政治学家迈克尔·曼提出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渗透社会并实施政策的能力），在商鞅变法中得到早期实践：秦国通过县制实现了对土地、人口、税收的直接控制，其"基础性权力"远超同期的齐、楚、赵等国——这也是秦国能持续动员资源、打赢长平之战等持久战的根本原因。
连坐法则体现了社会控制的成本逻辑。在信息不发达的战国时期，通过"邻里相纠"实现社会监督，以最低成本解决了"国家监控能力不足"的问题——从博弈论看，连坐制将个体违法成本转嫁于群体，迫使邻里形成"互助守法"的合作均衡，短期内快速实现了"道不拾遗"的社会秩序。但这种"高效控制"也埋下隐患：过度依赖惩罚机制，弱化了道德自觉，为后世"秦法严苛"的争议埋下伏笔。
（三）社会文化改造：从"礼治"到"法治"的观念革命
强制分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不仅是增加税收与兵源的手段，更是打破宗族聚居、塑造个体公民的尝试。通过拆分大家庭为核心家庭，秦国弱化了宗族对个体的控制，使国家直接掌握编户齐民——这与雅典梭伦改革"解负令"打破贵族对依附民的控制，具有相似的制度目标：将个体从传统社群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直接治理的"公民"（秦称"黔首"）。
"焚烧儒家经典"需辩证看待：在变法语境下，儒家"法先王""议礼乐"的思想与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变革逻辑直接冲突，焚书实质是清除制度变革的思想障碍。商鞅并非否定文化本身，而是反对"以文乱法"——他主张"以法为教"，是要将法律变为全民共识，这种"思想统一"在战国纷争时代，是确保变法不被旧观念消解的必要手段，类似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中"脱亚入欧"的思想转型，虽有激进性，却为制度落地扫清了认知障碍。
三、以身殉法：制度变革者的宿命与超越
商鞅之死，是制度变革中"新旧博弈"的必然结果。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势力（以公子虔为代表）反扑，其攻击理由极具代表性："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这实质是质疑商鞅变法"架空君权"，触动了新君秦惠王的权力安全感。而"商君固大王仇雠"的挑拨，则利用了惠王为太子时受商鞅惩戒的旧怨，最终促成"车裂之刑"。
但"秦人不怜"的记载，并非民众否定变法，而是商鞅的"法治"仍停留在"他律"层面：连坐制、重刑主义虽能"强服之"，却未形成"认同之"的文化基础。这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制度变革若仅靠强制力，缺乏价值共识支撑，变革者终将成为新旧矛盾的牺牲品。
然而商鞅之死的意义，远超个体悲剧。他"辞不受"孝公禅让，证明其追求的是制度存续而非个人权位；他明知惠王继位后自身难保却仍返回秦国（"商君告归"后又"归还"），实质是用生命践行对法治的承诺。这种"杀身成仁"并非儒家式的道德殉道，而是法家式的制度殉道——他以最惨烈的方式宣告"法之尊严高于个体生死"，使秦法突破了"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言："商君虽死，其法已深入秦人之骨髓，秦之强自此成不可逆转之势"。
从哲学视角看，商鞅的选择体现了"存在先于本质"的价值自觉：他通过捍卫变法的行动，定义了自身作为"制度建构者"的本质意义。相较于同时期古希腊"诡辩学派"追求个人智识扬名，商鞅的生命价值与秦国的制度未来绑定，实现了个体存在向文明意义的超越——这种超越，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为制度而死"的思想者。
四、跨越时空的对话：商鞅法制精神的现代启示
商鞅的法制思想，绝非"古代标本"，而是蕴含着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从多学科视角审视，其对现代法治建设、国家能力构建、制度转型均具深刻启示。
（一）"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治社会化的古今路径
商鞅强调"法必明，令必行"，核心是法律的确定性与普及性。"以法为教"要求法律从"官吏工具"变为"全民常识"，这与现代"普法教育"的逻辑一致——唯有民众知法，才能形成"自觉守法"的社会基础；"以吏为师"则强调执法者需先懂法、模范守法，这对当代"建设法治队伍"具有直接启示：若执法者凌驾于法之上，"法治"终将沦为"人治"的幌子。
商鞅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差异，在于其缺乏"权利保障"维度：商鞅之法是"强国之法"，核心是"治民"而非"限权"；现代法治则以"限权"为核心，通过约束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但两者的共性在于对"法律确定性"的坚守——商鞅"赏不私亲近，罚不讳强大"的公平原则，仍是现代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源头。
（二）制度变革的"商鞅启示"：从历史到当代
1. 产权与激励：经济活力的核心密码
商鞅的土地私有改革表明：清晰的产权界定+可预期的收益保护，是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这对当代改革仍具启示：无论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还是知识产权保护，本质都是通过产权制度创新释放个体创造力——正如商鞅时代"耕者有其田"激发农民热情，当代"创新有其利"才能驱动科技进步。
2. 国家能力与治理效能：集权与分权的平衡
商鞅通过县制强化中央集权，实质是提升国家"基础性权力"。现代国家治理同样需要"有效集权"：在国防、外交、全国性市场建设等领域，中央需有足够权威；但在民生服务、地方创新等领域，需适度分权——商鞅变法的教训在于过度集权（连坐制、重刑）导致社会弹性不足，这提示当代治理需在"有效集权"与"社会活力"间寻求平衡。
3. 制度移植与本土化：变与不变的智慧
商鞅变法立足秦国"戎狄之风"的国情，拒绝照搬魏国制度（如未完全沿用李悝《法经》），而是结合秦人的"重实利、轻礼乐"特质设计制度（如军功爵制更强调物质奖励）。这对当代法律体系建设极具启示：移植外来法律（如大陆法系规则）时，需与中国"熟人社会""情理法交融"的文化传统结合——正如商鞅将法家思想与秦地民俗结合，当代法治建设也需在"普世原则"与"本土实践"中找到契合点。
4. 激励与约束：人类行为的制度引导
从人类行为学看，商鞅变法的核心是通过"奖励（军功）+惩罚（连坐）"塑造行为模式。这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在于：制度设计需符合"趋利避害"的人性规律——如信用惩戒代替强制执行，正是利用"声誉损失"（隐性成本）引导行为，比单纯强制更具长效性；商事与民事案件分道裁判，则是根据"商事重效率、民事重公平"的行为差异制定规则，更能实现"案结事了"。
五、文明视野下的商鞅：东方法治的源头与世界意义
将商鞅置于世界文明史维度审视，其法制思想展现出独特价值。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对比：梭伦改革以"中庸"为原则，通过"解负令"调和贵族与平民矛盾，最终走向民主制；商鞅变法则以"激进"为路径，通过强化国家权力实现制度重构，最终走向中央集权制。两种路径虽殊途，却共同回答了"如何构建稳定有序的社会"这一文明命题——古希腊探索"公民自治"的法治，商鞅探索"国家主导"的法治，恰是人类对"法治"多样性的早期实践。
商鞅变法塑造的"中华法系"，更成为东亚文明的制度底色：日本大化改新借鉴秦制"班田收授法"（类似井田制废除后的土地分配），朝鲜高丽王朝效仿"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越南李朝以"连坐法"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均表明，商鞅开创的"以法立国、中央集权"模式，构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外的另一层制度基因。
在当代全球治理中，商鞅的启示更显珍贵：当发展中国家面临"国家能力不足"的困境（如无法有效征税、提供公共服务），商鞅变法中"通过制度创新强化基础性权力"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当法治建设面临"法律纸面化"难题，商鞅"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的实践提醒我们：法治的关键不在"立法多寡"，而在"执行力度"。
商鞅已逝，但其法制思想如穿越时空的光束：它照见了制度变革的艰辛，也揭示了文明进步的密码。在当代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既要汲取商鞅"以法为教"的普及智慧，也要超越其"重刑轻德"的局限——让法律成为"权利的保障"而非"控制的工具"，让法治不仅是"强国之基"，更是"民生之福"。如此，商鞅的法治之光，才能真正照亮现代文明的前路。
责任编辑 吴永浩
